侯毅：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农业融合发展具有多重意义******

　　中新网1月12日电 题：侯毅：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农业融合发展具有多重意义

　　中新财经记者 夏宾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大势所趋，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盒马CEO侯毅近日对中新财经表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农业融合发展，对完善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链发展质量、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在他看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贯通产业链上下游，能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并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新零售通过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融合，全链路数字化运营，线上线下一体化商品与服务体系，实现对人民美好需求的快速响应，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业产业容易受到农业自然因素、销售渠道单一、物流体系落后、品牌优势薄弱等多方面影响，而出现产量与质量的波动。我国许多特色农产品重要的经营主体是农户，因其“小而散”的特点长期游离于市场边缘，很难分享到农业产业链的增值红利。”侯毅提出，如何构建标准化、常态化、精细化的供应链体系与稳定的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是农业现代化亟须解决的问题。

　　他举例称，盒马探索出一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订单农业新模式——盒马村，这是运用数字技术打通农业上下游产业链，指导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全链路以需定产，与盒马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发展数字农业的典型村庄。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全国24个省市的140个盒马村年度农产品销售额达70亿元，带动4万余名农民就业，实现农民人均年增收超过25000元，促进农村土地流转10余万亩。

　　据侯毅介绍，在“十四五”期间还将在全国建设1000个“盒马村”，并在国内农业产地采购共计1000亿元的优质农产品，持续通过盒马村模式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在侯毅看来，数字经济为传统农业提供了新的销售通道，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打通从初级农产品到高品质商品之间的通道，可进一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从而给乡村振兴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同时，打造稳定的农业供应链不仅成为中国人端稳饭碗最重要的安全根基，还能够优化和稳定农产品的供给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对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离不开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商品中台建设能力、组织规划能力。

　　此外，他还提到，推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农业数字化正越来越多地从消费端的“餐桌”走向更上游的生产端“土地”。通过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农业的多种功能不断被开发，农产品的价值链不断提升，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被满足，从而形成了需求牵引供给，新供给激发新需求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路径。

　　侯毅说，展望未来，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挑战，以新发展格局构建为引领，我们要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不断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

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并就强化审判职能，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防病治病、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司法解纷选择不足，案件类型集中、保护覆盖不全，审理周期较长、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意见》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意见》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实现“能判、愿判、敢判”，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外，多了一道“专利保护”的选择，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同时，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

　　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意见》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有序竞争的秩序，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是属于个人的，需要精准识别。可以说，区分“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和“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

　　其次，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对司法部门而言，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再次，应当完善配套制度。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对中医药而言，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建立商标、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

　　最后，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进行专利布局，实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逐步产业化，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

　　（作者：邓 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